小时候，居住在1932年破土建成的石库门老房子，我家从后门进出，对面是两层结构的简易楼板房，它们灰墙破壁、门脸简陋、联排相依，衬托着阴森森的长弄堂。

家门斜对面就是杨家。

我从小不安分，入睡前总缠着父亲拉呱，听些“七侠五义”“封神榜”之类故事，在鬼怪、侠客、忠臣的群魔乱舞中熄灯入梦。

“杨家将”是最爱。杨老令公碰碑、穆桂英挂帅、杨七郎打擂……，凡是姓杨的，总感觉与杨家将有黏连，幼小的心灵对杨姓有着天然的崇敬。

杨家兄妹姐弟三男一女，我们有着丝缕情缘，大公子雅号“老金”，是我儿时蒙学求知的大哥，二公子“阿二”，上海话谐音“阿尼”，弄堂称霸孩子王，我屁颠屁颠的是他的小跟班。老三女娃，留级到我这一届后同窗同学，沟通就多了。老四人称“癞痢”，小兄弟们为了辟嫌，把“癞痢”转叫成“癞板”，大家有面。“癞板”天生瘸子，腿脚不便、与我一二年级同班，游戏人生，其乐融融。同学两年以后，他顽皮尚志，留了一级。

杨家母唤我“小偷”。小时候雅号多多，老人说长寿，阎王爷都不知哪是真身，也就一一应允。

父亲老派传统，直呼大名“登成”，母亲按照山东习俗称我“毛头”，老姐顺口连贯合成，习惯“头头”称呼，杨家父母见我才十岁出头，简称为“小头”，咋听成“小偷”，我毫无怨言，随他叫吧。

每到傍晚，弄堂里炊烟袅袅、饭菜流香，七大姑八大姨串门涌动，嘈杂声此起披伏。杨家先生披着夕阳下班回家，他带一顶干部帽，帽檐下那双眼睛不大，微微眯起，呈茫然状，皮肤黝黑，肩膀微耸，脖子僵硬略斜，风度翩翩，在夹道风的吹拂下，笃悠悠、慢吞吞迈腿踏步，行走在弄堂小径，周身透着一股魏晋文人的酸气。

杨先生是穷街上少有的文化人，与邻里大妈爷叔懒得搭腔，自喻不在一个档次。他写得一手好字华章，却远离弄堂的痞子文化。见过他在方格稿纸上，用钢笔楷书，誊抄唐诗名篇，笔划清俊秀美、结构洒脱凝重。

一介旧式大学毕业生，落魄在上钢八厂，与打铁匠们在同一个锅里吃饭，难为他了，可怜谁人不识君。

厂里得不到尊重、家中得不来理解、弄堂觅不得知音，乘着夜色躲进小楼成一统，昏暗的吊灯下小酌一杯，对酒当歌、独自品咽着人间甘苦。

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是一种解脱。

杨先生前后弄堂严父著称，出名的棍棒下出孝子剑客高手，几个孩子顽皮犯事，逮住后挥动扫把，朝七寸里打，孩子的哭声扰得左邻右居不得安生，各家知趣，毫不见怪。

他满腹经纶，言语幽默尖刻，一语中的。有一次我们一帮孩子在他家打闹厮混，家中一片狼藉，他忽然推门而降，满屋子一下子凝固成为静谧的群雕，他张嘴甩了一句：“我家什么时候成立俱乐部了”。

杨家母乃弄堂西施、成熟美人。她身材高挑、走路挺胸收腹，细腰飘逸，风姿阿娜。白净的脸庞，一双眼珠泛着黄色波晕，抬脸投足间，方显大家闺秀意蕴，就像上海滩老式月份牌上的美人胚子下凡。

杨家母出生无锡深宅大院，九姐妹中老幺，从小府上耳濡目染，修身养性，慈悲为怀。她内存善良，怜悯弱者，教育子女上夫唱妻随，从来不会制止丈夫的大棒，还帮衬递棍，难能可贵。

她落魄上海滩，在街道小工厂里打工，和弄堂大妈打成一片，喜好东窜西聊，张家李短、人缘极好。我家弱不禁风、逆来顺受，在弄堂底层挣扎，杨家母心里明镜似的，我去杨家溜达，她总笑脸相迎对我别有爱意，常“小偷”长、“小偷”短的足膝谈心，聊聊我家事，油盐酱醋、鸡毛蒜皮，点点滴滴关照体贴，感动在心。

从没见过杨家老两口成双结对出入弄堂，感叹上天分管姻缘的官儿怎就胡闹拉郎配，凑成这么一对，从外貌到内心，对比度太强。

多年后杨先生病逝，杨家母改嫁，郎官乃我年轻时待过厂子的劳动工资科王科长。王科长快攀上一个甲子，何谈郎才，杨家母昨日黄花，不成女貌，也就脱俗了，过日子而已。

杨家老大“老金”，四方脸，浓眉，戴副黑框眼镜，斯文腼腆，文质彬彬的，他从不与弄堂顽童结伴，大热天里，孩子们短裤衩打赤膊是标配，他长裤衬衣捂出痱子，洁身自好，痴心不改。弄堂孩子粗话脏口，从未见他说学逗唱，他待人礼貌恭敬，读书画画，自娱自乐，穷街实属少见。

“老金”江宁中学高中生，我俩相差五六岁，交上了朋友。书本把我俩拴在一起。他借书渠道多，我喜读书，有歪门邪道，能弄到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，我们相互交换有默契，大凡外国小说都借给他享用，中国小说则我优先，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红日》，乱翻多遍不觉得厌烦。一次“老金”攥着一卷封皮上印着《牛虻》的破书说，外国文学更加耐看，我连夜翻看，直到天明。名著《斯巴达克斯》开启了我对西方文学的热爱，感恩“老金”指点江山，从此扎进世界名著的收罗阅读的迷圈。

“老金”聪明绝顶，高中同学圈子里流行自装矿石收音机，他在睡觉的小黑屋子架设天线，枕头边上捣鼓了一台，我有时独自躺在“老金”的床上，摆弄好天线位置，插上耳机，聆听一串串尖叫模糊、时隐时现的音符，在那个黑暗的小房间里，陶醉在美妙的音乐声中。

我挤进“老金”的高中同学圈子，“老金”兴起，带我寻访同学家，为的是借本只有一两天期限的破旧书籍，解解渴。

他画画技艺无师自通，在光线昏暗的前屋修炼，架好㨧毕的画布，我在一旁捧场，他挥动画笔，让色彩相互渗透，抹、擦、点、勾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慢慢浮出，山川蜿蜒，意境深邃，拽着他衣襟，想要收藏。于是家里三层阁的白墙上，第一次有了装饰，给贫瘠的小家添了生机。

我穷追猛打、乘机索取，缠着他为老娘画像，抱着他的画架爬上我家三层阁，那时我的老娘（外婆）已过八十。“老金”用心了，那幅素描，把老娘斑斑驳驳的肤色、嶙峋纵横的皱纹，表现的淋漓尽致，在黑白的炭色中，有他对老人的一份情感，至今还珍藏着。

“老金”毕业后正逢文革期间，无缘继续大学深造进了工厂，业余时间爱上照相机。他有绘画构图底子，加上勤奋好学，技术突飞猛进，凭借着聪慧和机敏，从丝织厂调到旅游公司，成为半专业摄影师，出挂历、刊专栏，圈子内小有名气。

多年后，我们在市政府接待室畅谈，忆往昔，真难忘。

二公子“阿二”，上海话读“阿尼”，六七届初中生，他打扮入俗，破鞋子、破袜子、破军装，调皮捣蛋，弄堂的孩子王，我们混迹在一起，“阿尼”是我儿时的英雄偶像，他屁股后头的小跟班。

“阿尼”能干，能够坐上孩子王位，有两把刷子。市面上流行平板滑车，他弄来块木板，捡了根木桩，敲敲打打按上前后轴承，一辆溜冰车横空出世，在高低不平的弄堂里划来划去，呼啦啦叫、轰隆隆响，迎风吹乱他的几根毛发，他一脸昂扬风光，台型扎足。

“阿尼”的溜冰车牢固美观，几个关键部位都用九十度三角铁支撑。文革伊始，学校停课，他带着我翻墙去隔壁小学，从无人看管的小仓库里弄出几把椅子，将椅子朝地上一躺，脚从背面踩下去，弯铁瞬间与木头分离，真是“阿尼”独门绝技。没有过多久，街上流行制作喇叭箱，他不甘落伍，弄来一堆木料，从旧货商店淘来喇叭，在弄堂角落里鼓弄，没有几天，像模像样地在弄堂里竖起一个能出声的大木箱子，足足显摆了好几天。

“阿尼”后来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成为兵团战士，艰苦军垦岁月，直到顶替返城，接替杨家母，加入工人阶级队伍。

我们渐渐长大，再也没了音讯。

三公子“癞板”，同班同学，其大名“杨中浩”早已淡出，他天生坡脚，手上力气惊人，扳手腕打破班里无敌手，他有着父亲遗传天赋，字写得漂亮，生性顽疾，挑事使坏，娱乐寻欢，兄弟几个他挨打最多，父亲恨铁不成钢。

我们经常一起打闹，弄堂里称他闯祸胚子，凡坏事都有沾边。业余找乐，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捉迷藏、搬块砖头游戏劈砖、捡些橄榄核盯输赢、分解练习本做成刮刮皮、拆下脚桶外箍，拿根钢丝做成推子，来回滚动、用木料削贱骨头，抽打旋转……，闲来让他写几个字，他像个大书法大家摆谱。

那年我家被抄，“癞板”自觉革命，一拐一拐地追随队伍而来，翻箱倒柜乘火打劫。临走，弄把煤灰放入我家米粥里，泄泄私愤。晚上，他精力充沛，乘着月光拐着脚攀上房顶，用竹竿敲打我家房瓦，弄块小石子投入老虎天窗，让我家不得安宁。“癞板”与我同庚，那年才十一岁。

几年后杨先生中邪风瘫，坐上了轮椅，他头部略歪、表情木讷、神情呆板，有思想却无法表达，内心苦楚。脸上的肤色却愈发祥和，是道家坐忘、还是佛教观照？

他在杨家母搀扶下一拐一瘸地在弄堂深处练习着走路，没有了以往的文人贤达的风韵，只有病恹恹的躯体，悲喜交集。

杨家母推着丈夫在弄堂里嗮太阳，嗮的是恩爱。

“老金”、“阿尼”依然尊老敬父，端饭端尿、伺候恭敬，“癞板”不买账了，常甩给父亲很难入耳的话语刺激杨父，疑似在报复以往的棍棒之苦，杨父摊坐在椅上，沦为家庭的累赘，听由“癞板”谩骂戏弄，脸上肌肉一阵阵抽筋，敢怒却不能言语。子不教父之过，棍棒下不见个个孝子。我有时不忍，说上“癞板”几句。

多年以后，我常感叹“癞板”儿时的作孽举止，无知即无过，他儿时的言行，只是顽皮找乐，他骨子里没那么歹毒。

罢了，罢了，儿童无忌。

晚年“癞板”风瘫，夹杂重病缠身。

闯荡江湖，一生就是张一张眼的功夫，风霜雪夜、朝起朝落，淡定就是真谛，宽容才是腔调。是非得失，尘埃落定、快乐就好。

童年的故事，残存在记忆的铁皮箱里，岁月的包浆越积越厚，上了年纪，总会在夜深人静，捏在手里把玩，那是一种享受。